近代陕西的鸦片危害与禁烟

风落青屿

一、满清统治时期
陕西地区最早有人吸食鸦片的记载见于陕西巡抚史谱的奏折，他在1831年的奏报中称：“陕西地方向不出产罂粟花，并无造作鸦片烟事，惟近来多有私食之人。”可见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鸦片就已经传播到了陕西，
当时陕西的鸦片来源主要通过粤商和赴天津等沿海城市经商的陕西商人。当时粤商占据鸦片生意的大宗，他们挑卖广货，在其中挟带鸦片，而陕西商人在天津等地售完土特产后，因贪图鸦片利润极高，于是也“转买烟土回籍”。
当时鸦片流入陕西主要通过三条路线：东路“自河南、山西来者入潼关并同州属之大庆关”、南路“自湖北来，入商州之龙驹寨及兴安府属旬阳县之蜀河”。西路有“山西忻州人往回疆贸易，每每夹带羌土，由嘉峪、哈密等关潜入内地，并有贩至陕西、河南各省者。”
当时陕西官员的贪污腐败，也助长了鸦片蔓延的趋势，监察御史徐法绩（泾阳县人）在揭露道光时期陕西鸦片泛滥的情形时说：“黑烟争说闹排场。到处开灯劝客尝。不是长官先过瘾，民间敢有许多枪！”
之后由于眼红鸦片带来的厚利，满清官员也提出要在中国种植土烟，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就鼓吹道：“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信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也有人说：“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于麦，其益于农者大矣”，甚至还有人认为“内地之种越多，夷人之利日减……不禁而绝”。
之后随着鸦片战争的惨败，满清政府也放开了鸦片的种植，甚至连林则徐在1846年接任陕西巡抚时，也赞同在内地种烟吸烟，而此时他担心的已经是内地百姓更习惯吸食洋烟，不愿改吸土烟。1847年2月，林则徐在信中写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
到1860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满清政府开始允许洋药（鸦片）进口销售并征收课税，土药（土产鸦片）则与洋药一样征收土药厘金，罂粟种植遂取得了合法地位。在1877年4月，郭嵩涛在奏折中称罂粟种植“至道光初，其风始炽，浸寻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辗转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
在这股举国上下皆种罂粟的风潮中，陕西省由于其气候、土壤适宜罂粟生产，境内的罂粟种植发展迅猛，很快就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鸦片产地。到19世纪6、70年代时，渭南、泾阳、凤翔、以及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成为著名的鸦片产区。尤其是渭南土地肥沃，所产鸦片质量可与印度鸦片媲美。而由于肥沃的土地大多用于种烟，但因遍植罂粟，粮食反而要由贫瘠的渭北供给了。
位于豫陕交界的紫禁关，其特产土烟，所以“吸烟者十有四五”。陕西西部的某些地区40岁以上的妇女中九成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在武功县，连受虐妇女自杀的唯一办法都是吞食鸦片。由于吸食者太多，以致于当时流传着“十个陕西人中，十一个是大烟鬼”的说法。
在1906年，山西有统计的烟地已达有531990余亩，而根据国际鸦片委员会的估计，1906年陕西的鸦片产量高达5万担，为华北诸省之首。据此推算陕西的罂粟种植面积有160万亩之多，鸦片产量仅次于四川和云南，位居全国第三。在鸦片生产上已经做到了“自种自吸，不假外求”。当时陕北各地，尤其是宜川、甘泉、神木等县均设有烟市，每至夜晚灯火万点，皆为吸食鸦片者所燃。城里人吸烟的几乎占到一半，乡里吸烟的人也约有四分子一左右，宜川县城里一到夜晚，往往是老少奔波，男女多嗜鸦片，始而城镇，继及乡村，始而富豪，继而穷窭。
1910年3月，陕西巡抚恩寿在奏折中称：1906年8月至1910年3月，总计在省公所戒净者一千六百余人，在各州县分局戒净者十五万五千余人”，两项合计共156600多人。
二、军阀混战时期
在满清统治末期，其也曾一度尝试禁烟，计划规定陕西和甘肃、四川、贵州四省每年递减20%，到1913年实现全面禁种。陕西巡抚恩寿还强令原种烟地亩改种棉花，并开设农业学堂等。还设戒烟局400余所，至1910年“烟亩减种二十万亩有余，戒断者计五十六万余人”。
但到1914年，随着陆建章督陕，为了谋取暴利又开始偷种鸦片，在最初为避人耳目，他选择在陕北延、绥一带广种罂栗，接着派人在关中周至、户县、长安等县劝导农民种植罂粟。在计划败露后，他又挂起了禁烟的牌子，下令在西安周围各县查禁鸦片。于是“督军府的参谋长、副官长三四人勾结起来，满处搜查大烟。查得一两烟土，罚洋一元，烟土充公。搜得的烟土，都用大箱子装定，派人押着，一车车押往北京、天津贩卖”。
之后陆建章在1916年5月被赶出陕西，取而代之的陈树藩乘也下令关中数十县广种罂栗，规定每亩烟田征税9元，仅在周至、户县等县便进项三十余万元，出地丁近十倍。
他还在长安等县设立官膏局，实行鸦片公卖，并派军队保护省内外的鸦片走私活动。1918年3月，刘镇华任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后，也大力劝说乡民改麦田为烟田。很多烟贩子闻风而来，把刚下种的罂粟地也预订一空，每亩出价白银80两。同时省财政厅对每亩烟地征税银6两，如果指定种罂粟而拒种，则须交“白地款”13 元。
到1920年，陈树藩更是和刘镇华沆瀣一气，委派40多个劝种烟委员分赴各县，力劝农民种烟，并宣布种烟一亩一次征收大洋30元的税。但由于种烟较之种麦的利润超出四五倍，农民们还是纷纷犁麦种烟。甚至在大小雁塔附近也是烟苗遍野。周至县烟田最初为54000亩，而到1925年时已多达30多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50%，全县有21%的人吸食鸦片。
在当时的陕西，鸦片甚至成为了硬通货，借贷均以鸦片作标准，工作也不取工资而得鸦片，而此时的陕北已经成为了鸦片的主产地之一，每县几乎都具有生产3万两鸦片的能力。
1922年，有旅行者在延安看到：“距城墙几码以内的地方，都种着鸦片，而且从1918年春季以来，本县的鸦片种植一直是非常多和非常顺利的。”甚至在城内也有罂粟种植。
据有些记载当时陕西全省罂粟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农田总面积的90%，村村皆有烟馆，烟馆无村不有，禁烟局会向每家烟店每日抽捐2—5元，土烟价格低廉，每两只需3角，因此不分男女老少皆吸烟成瘾，鸦片成为最普遍的应酬品。除供应陕西本地外，陕土还大量销往山西、河南、江苏等地，在1924年全省收得烟税高达1000万元。
陕西罂粟种植的泛滥甚至引起了外交事件，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因为发现陕西罂粟遍地，违背了原先达成的“如中国禁种，则英国禁运”的双边协议，两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由于土地、资金、肥料、劳力都让位给了鸦片，陕西省粮食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则趋于萎缩。在1929年陕西发生了特大旱灾，当时由于鸦片种植的泛滥，农民家中几乎无任何存粮。当时陕西全省91县，成灾者达88县，受灾人口650余万人。素有粮仓之称的周至县粮食绝收，全县饿死和逃出不归者共6万余人。
这场大旱前后持续了3年，陕西大部地区仍颗粒无收，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灾情之重，为陕西历史上所罕见，全省各县县志大都有血泪般的记载。尤其骇人听闻的是当时陕西甚至出现了专门买卖人口的“人市”，据时人称河 南、山西等省的人贩纷纷云集西安及周至、武功、礼泉、眉县、浦城等地，在1929年一年陕西省卖出的妇女就达20余万人之多。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在执政初期由于忙于内战，无法顾及禁烟。直到1935年4月，才颁布了《禁烟实施办法》和《禁毒实施办法》两个文件，计划在1935-1936年禁绝烈性毒品，1935-1940年禁绝鸦片。
接着在1935年12月又出台了《禁烟禁毒五年进度表》，对禁毒工作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将全国分为绝对禁种区和分期禁种区。规定豫、鄂、皖、赣、湘、苏、浙、闽等八省为绝对禁种省份。分期禁种区又分为绝对禁种分期禁运禁售禁吸区和分期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区。前者有粤、桂、冀、津、晋、(北)平、察、西康等16个地区。后者包括陕、甘、黔、滇、川、绥、宁等7省。其中陕西省分三期禁绝，第一期长安等57县于1933年冬禁种，第二期咸阳等16县于1935年冬禁种，第三期武功等19县于1937年冬禁绝。
在1933年5月，随着邵力子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他与杨虎城通力合作，开始将陕西省的禁毒工作推上了正轨。他一方面在军队协助下铲除烟苗，并推行以棉代烟。同时强化吏治，先政府工作人员着手禁烟，他规定公务员一律不准吸烟，就连有三十多年烟瘾的省政府委员张赞元也在他的劝导下戒掉了鸦片。
1935年10月，陕西省公布《陕西省各县烟户登记细则》，规定按烟民年龄分五年禁绝，在登记期内除妓院、旅馆内可吸食鸦片外，其余城乡各处一律戒除。同时对涉毒案件也重拳出击，在1935-1937年期间，陕西先后破获烟毒案件100多起，抓获人犯数百人，处决数十人。
国民政府的严厉打击，外加社会层面上的大力宣传，在1937年之后陕西的烟情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当年6月，陕西禁烟特派员吴志刚向蒋介石报告：“临撞、渭南、华阴、潼关、咸阳五县，系属第一、二两期禁种县份，己无烟苗发现；至于兴平、武功，系属缓禁县份，本年种烟亩数，虽与去年相等，只以天旱不雨，烟苗多数枯萎，收获成份，不及半数，即以亩产而论，亦不及二分之一。”之后于1940年在扶风的调查也表明：“近年禁政厉行，吸种均己绝迹。”
四、抗日战争时期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为了保证粮食的生产，国民政府在陕西的禁烟工作开始愈加严厉。1938年4月，陕西省政府警告说：“倘有不肖之徒藐视禁令，敢于以身试法，一经勘查确实，即行依照《禁烟治罪暂行条例》第三条之规定、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将种烟地亩一概充公，决不宽贷。”
陕西省之后又颁行法令，规定从1939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禁烟治罪暂行条例》，对各种毒品反正一律从重处罚。偷种烟苗者判处死刑，同时重罚违禁公务员和私运私管鸦片毒品者，公务员吸食鸦片和毒品者处3百元以上罚金，并处10 年以上徒刑或死刑，私运私管鸦片和毒品者处5年以上徒刑并处3千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或屡犯者将被处以死刑。
在大力查禁之下，到1940年时陕西省除了深山密林，省县边境等插花地带尚可发现一些烟苗外，公开的，大范围的种制运售现象基本上得到遏制。 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省政府采取定价收买和无偿没收等方法，基本上将全省民存私土变成官藏公膏。据记载仅1939年10-12月，省政府即收买封存烟土65万多两，均交长安公膏厂制膏发售。
但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持续的通货膨胀之下国民政府的腐败现象也愈加严重，大批的腐败官吏又将主意打到了鸦片上。他们往往借登记、调验、惩办烟民和收缴、缉私、销毁烟毒之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甚至借调验烟民、惩办烟犯之机，公开敲诈勒索，甚至草管人命。
先后担任褒城、南郑县县长的孙宗复，他在1941年7月至1945年7月期间，通过敲诈烟犯、贪污烟款搜刮的钱财竞折合黄金2860多两。1946年夏，乾县县长王师，隐没朋分查获的烟土数百两。1948年秋，户县督察局助理巡官贾子钦主办禁政后，竟在百姓身上刮了5亿多万元。
1940年9月，代理禁烟密查组组长郭寿华向政府呈送第一期《全国禁烟密查总报告》中，对于陕西的禁政从种、运、售、吸及施戒等几个方面指出了不少问题。从禁种方面说，“中央暨省府分别派员前往查勘时，仍不时发现烟苗”在禁运方面，存在“甘货甘销、陕货陕销和汉中区烟土运销”等途径。
同时由于战争牵扯了政府绝大多数的精力，陕西又出现了土匪武装制度贩毒的新情形，在40年代初大股的土匪虽被政府军队先后剿灭，但小股土匪的抢劫活动仍然十分猖獗。它们纷纷躲进深山老林，伺机四处抢掠。它们还以武装保护鸦片的种植和贩卖，甚至经常与政府军队和地方民团发生武装冲突，所以这些土匪的存在，对政府实施禁烟政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成为了肃清毒害的一大阻力。
面对鸦片的死灰复燃，政府也只能再一次加大了惩戒力度。1941年8月，陕西省政府在一个训令中严令各县切实查禁奸商及不肖军人从晋、豫等省贩运烟土入陕销售。1944年3月，陕西省政府又下令自4月1日起，对从境外输入烟毒销售者。在1944年5-7月，陕西省在榆林、商县和周至等44县，查获运、售烟毒案件334起。
抗战胜利后，陕西烟毒私运、私售进一步发展成武装走私。省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进行剿办和厉行奖惩缉私。1946年，陕西省政府擒获并击毙武装走私烟毒匪首数十人，毙伤烟匪117人，生擒650人，缉获各种烟毒案件4380起。1947年，更进一步查获烟毒案件 2618 起。1948年仅上半年即查获运、售烟毒案件273起，人犯318人，烟土7070多两，毒品20多两，下半年又查获烟毒案件529起，烟土3404.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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